尊龙凯时 - 人生就是搏!

编前：席大大总书记多次指出，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必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。“会士”是科技界学会会员的最高称号，尊龙凯时 - 人生就是搏!会士是中国汽车科技领军人才的代表。记录他们的奋斗故事，书写他们的科研精神，有利于激励行业踔厉奋发，为实现汽车强国而共同奋斗。

为什么要创造企业？

很多人是为了赚钱获利，境界更高的，是为了生产出改善人类生活方式的产品。其中包括科学家创业，为了让前沿技术能够产业化，走出实验室，为人所用。

然而，有一位在创业的老院士，他的目的跟正常逻辑不太一样。他办企业赚钱，是为了反哺科研，能让他无后顾之忧地待在实验室里。

鸡生蛋还是蛋生鸡，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蛋生鸡后，可以继续孵蛋。

这肯定不是“企业家精神”，但却是一种“科学家精神”。

转型

这位正在进行新创业的老院士，就是郭孔辉，我国第一位汽车领域院士。他在2007年创办的公司叫长春孔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孔辉科技”），这两年也逐渐有名起来，随着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崛起，成为做空气悬架的龙头企业。

“您当时为什么要大声疾呼，中国汽车产业必须发展自主品牌？”记者问他，“那时候，这个观点可是很小众，会被不少人驳斥的。”

2024年春天，记者来到郭院士在长春的家里，回顾起了19年前的采访往事。当年，因为报道了他的这个观点，稿子引起不小反响。89岁的老院士，坐在北国春城午后的春和景明中，眯起眼睛，缓缓地说：“因为我想搞科研，不发展自主品牌，中国人哪有做研发的机会？我们还要从日本、德国进口技术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记者以为，他会先说国计民生，结果他却先说科研理想。

近20年后，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，伴随着“换道”于新能源和智能网联，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强势崛起，汽车产业取得了系统性成就，“中国人要做研发的机会”里含着微言大义。

而那时不一样，就连某部级领导都试图说服郭孔辉：搞自主品牌不现实，销售规模小，配套成本降不下来……但他没看到，只有自主品牌整车发展起来了，自主的配套企业才有市场，才能带动自主研发，才能让消费者享受性价比更高的产品，才能让中国科技工作者有更多的发挥空间。这是个体系呀！要不，各强国为啥都重视汽车产业呢？

在这个产业逻辑和时代背景下，这几年郭孔辉和他的公司一起，实现了“转型”，实现了“逆袭”。郭院士在成为企业的郭董事长后，终于又成功地“降级”为公司前瞻技术部负责人。这个“降级”让郭孔辉感到无比欣慰——实现了初衷。

选择

在东北生活了68年的郭孔辉，是福建人。汽车圈一直津津乐道于他的家庭背景：酒店大王、亚洲糖王郭鹤年，是他的堂叔；作为郭氏家族子弟，几次拒绝了父母要求他出国团聚并继承家业的召唤，留在国内搞科研；他从小生活的心远庐，现在已经成了郭宅博物馆……

记者打趣他：“您是不是有经商的基因呀？”郭院士笑着说：“这个基因可没怎么继承，我适合搞科研。”1952年，这个华侨富商的后代，考上了清华大学航空专业，大二该专业并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；大三因有海外关系，转到了华中工学院汽车拖拉机系，该系后来并入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（现吉林大学），1956年毕业后成为一名汽车技术科研工作者。两年后，随着一机部北京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一分为二，他随汽车研究所来到长春，从此扎根在这片中国汽车的发源地，一生执着于汽车悬架设计与振动研究。

“您培养这么多学生，最看重他们的什么品质？”记者问。“首先，得有理想，有家国情怀，不能说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工作。”他说。毕业不久，郭孔辉的父母从马来西亚回国，希望他能出国团聚并继承家业，而他却选择了留在国内继续从事汽车技术研究，这个选择最终成就了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位院士，也成就了今天的一家独角兽企业。

但其实，彼时那个拒绝成为“富二代”的年轻科技工作者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工作并不顺利。

“在计划经济下，解放牌卡车一车难求，没有改型的需求，30年一贯制。这种情况下，汽车研发人员能有什么事做？”他说。所以，从1956年开始搞空气悬架研究的郭孔辉，只能帮助北京无轨电车进行改造，却也“好景不长”，项目很快下马。之后，国家进入特殊时期，郭孔辉过上了一边挨批斗写检查，一边没有样车只靠看资料做研究的日子。

一个国家不把精力放在科研上，在国际上早晚要丢脸、要被动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的红旗车无法高速行驶，导致在国外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车队，数学、力学基础都比较好的郭孔辉被要求“放下思想包袱”，上阵解决问题。他带领团队，在没有标准试验场地的情况下，以创新的方法解决了高速操纵稳定性评价问题。同时，也因此进入了轮胎力学的研究领域，并帮助红旗的新款车774研究转向与悬架问题，帮助解放141解决摆振、方向盘转向沉重问题。

车轮摆振、轮胎力学，操纵稳定性、行驶平顺性，这些都与底盘、悬架有关。穿越艰难时期，坚持在有限的条件下沿着一条脉络研究不辍，这些耐住寂寞的时光，陪伴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。

创业

真正的科学家，总是会选择那些能全身心投入到前瞻技术、基础技术研究中的机会。

1993年，在吉林工业大学（后并入吉林大学）校长两度发出邀请之后，郭孔辉调入高校工作。第二年，他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“即便后来当了副校长，我还是希望少做行政，安心科研。”他说，“我带领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，集中精力研究操控稳定性。”

然而，即便在大学里，郭孔辉的科研工作依然面临很多掣肘。比如，争取到了科研经费，想使用却非常困难；要安装大型试验台，学校没有合适场地；想招更多科研人员，囿于编制无法实现。“学生建议办个公司，用市场的办法来破解这些难题。”郭孔辉回忆。于是，2007年长春孔辉科技成立了，目的就是方便搞科研、赚钱养科研。

这真是一次初心独特的创业。公司先从擅长的事做起，卖K&C试验台。那时候，只有国外能做这种试验台且售价昂贵，而郭孔辉团队为了能进行底盘和悬架研究，先自主研发出了试验台的国产替代方案。卖试验台的成果是显著的：由于有做试验设备的基础，对底盘的理解更深了；赚到钱之后，停滞多年的空气悬架研究重新开始了；后来在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过程中，这种试验设备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不少助力。

“我们的优势是，有长期做科研的基础，做试验设备的基础，还有吉林大学源源不断的博士生。”郭孔辉说，“这种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势，别的企业不太容易有。”

即便有这些优势，孔辉科技在创业的头10年，依然“有上顿没下顿地找饭吃”。科学家创业有很多“不擅长”，比如，协调各方面关系，“最大的短板就是做销售”。以及，那种总是从科研角度想问题的思维方式。

科学家精神，用在经营企业上，不灵。

回归

好在，儿子郭川有郭氏家族的商业思维。更幸运的是，在孔辉科技做足了技术积累后，中国汽车产业发生了剧变。

在几十年的科研之路上，郭孔辉其实经常“不合时宜”。青年时期，因计划经济下汽车不需要改款换型而无事可做；没有私人汽车消费，舒适度更好的空气悬架项目被下马；中年时期，合资企业在中国是主流，他为本土研发人员无用武之地鸣不平；自主整车品牌弱，作为自主供应商难生存。

然而，在创业10年后，80多岁的郭院士有了新机会。“这些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得快，就是因为开放和创新。”郭孔辉说，“电动化使汽车的承载系统发生很大改变，造车新势力出现了，同时中国汽车品牌开始高端化了。”电动化车型卖得多了，使空气悬架得以广泛应用；造车新势力多了，使本土供应商获得更多机会；中国品牌高端化了，才能容纳空气悬架带来的成本。2018年，郭川把公司迁到了浙江，长春孔辉有了浙江孔辉这个子公司，一举打开市场。如今，孔辉科技已经占有国内空气悬架市场半数以上的份额，成了独角兽企业。

虽然上阵父子兵，但科学家父亲和企业家儿子一起创业，产生摩擦是必然。

有一次，要做前瞻性研究的郭孔辉要买一辆试验用车，郭川却因企业经营成本问题而没同意，父子之间闹了别扭。“我们吵架，经常是因为‘远、近’问题。”郭孔辉说，“我主要关心技术能否成长、能否领先，他更关心公司的效益、收入。”虽然这样说，郭孔辉其实十分赞赏儿子，也很乐意看到公司发展起来之后，他能安心回归科研。

以前郭孔辉是董事长，现在郭川当了董事长；以前长春孔辉是母公司，现在浙江孔辉成了总公司。“您是‘降职’为研究院院长了吗？”记者问。“不，我连院长都没当上，他有管产品研发的团队。我负责长春孔辉，做前瞻技术和试验设备，我管未来。”郭孔辉笑眯眯地回答他的新职位，“必须要在技术上保持领先！”

在产业转型的年代，很多工程技术人员掉队了，而年纪这么大的郭院士不仅站在了产业发展前沿，还能成功地新创业，为什么？郭孔辉说，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学术基础，“未来产业还会发生很大变化，基础好才能有真正的创新，才能做出颠覆性创新的研究，无论遇到什么变化都能跟上。”他说，“要脚踏实地地做对产业有利的事儿。”

近90岁的老院士，可能是为数不多在公司里职位“越来越低”，却终于实现了初心的创始人。现在，他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科研了，“我的新技术，不告诉你。”他神秘地说。

来源：中国汽车报  作者：胡轶坤